平头百姓不知道曾纪泽也罢，可是治国办外交而不知曾纪泽，就有些对不住这位一百年前的国家功臣了。没有曾纪泽出色的对俄交涉，中国版图的雄鸡尾部，就可能有一枚宽约一百公里、长两百多公里的沙俄毒刺，插在伊犁和阿克苏之间，将新疆南北分割，首尾难顾，永不安宁。

　　因为唐浩明的小说写得精彩，曾国藩今日在中国家喻户晓。其实几十年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便是国共两党领导人最推崇景仰的人物。青年毛泽东也不能免俗，甚至连字“润之”也取自胡林翼（润芝）。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服的应该是曾国藩的道德文章治兵方略。晚年毛泽东批判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镇压了一场类似的农民革命，也就是挂着洋教招牌，行改朝换代之实的太平天国“起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

　　纪泽为曾国藩长子。曾国藩以诗礼传家。子弟半耕半读，体验艰辛。纪泽的爱好极为广泛，经学乐律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无不兼顾，独不擅科举八股，虽为“同光中兴”的第一名臣之后，却三次科场不售。这在所谓“腐朽没落”的封建时代是件稀松平常之事。可看官能想象在今日有哪位共和国元勋之子居然“考”不上大学？

　　纪泽向乃父提出退出科场，曾国藩欣然赞同。纪泽的诗书画水准俱在其父之上，且乐此不疲，晚年在京城，王公大臣求墨宝者不绝于门。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与之酬唱往来，光绪皇帝也曾向他索画。遗著有《曾惠敏公遗集》。名臣之后，世袭罔替的一等侯爵，纪泽原本可以优游山林，享受人生。但纪泽志不在此。其父亦赞他“天分甚高，胸襟颇广”。绝意科举后，纪泽专心研究外交和国际政治，投身外交事务，并以３２岁“高龄”延聘外教学习英语。纪泽的英语口语如何，我们无法与总书记做比较，但纪泽在出任驻英使节时，曾用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发表，为提升中国形象鼓与呼。

　　纪泽之学英语，有别于琴棋书画，后者是他乐于夸耀于友人的。那么他苦学英语是为什么呢？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纪泽奉派为驻英法公使，行前循例陛辞。名臣之后，还能说洋话，这在落后守旧的晚清不用说是个少见的人物，即使慈禧太后也免不了好奇。君臣间关于办外交说外语有一番对话，后来办外交者不可不读。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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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依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仰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人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与外国人谈论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藉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纪泽这段应对清楚地表明，外交官熟悉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在对外交涉时，藉语言优势，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不是要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语言天赋。何况在盲目排外的清流党人看来，办洋务的必是洋奴，“倾心泰西”，就必然“吐弃周孔”，和今日一说“西化”必是“全盘”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历史虽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雨，士大夫的心态却没有太大的长进。纪泽的英语长才在当年并没有给他带来可供炫耀的资本，后来临危受命出使俄国，廷议仍有人依此攻讦其崇洋媚外，就差没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了。

　　无论纪泽如何博学多才，如果没有新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发生，渠注定要一辈子生活在曾国藩的浓荫之下。后人只有研究曾国藩家史的专家才会知道曾纪泽这个名字。

　　新疆自乾隆朝纳人中华版图，国家每年拨银三百多万两维持军费。１８６４年新疆各地发生暴乱，迅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主政的满蒙将军们大都腐败无能，不堪一击。来自浩罕国的阿古柏在英、俄、土的支持下，以宗教和民族为号召，占领了新疆大部地区，是为今日“东突”的开山祖师。沙俄借口阿古柏叛乱影响了俄国的边界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声称叛乱平定后归还。老毛子料定中国无力平叛，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当沙俄进一步要为中国“代收”乌鲁木齐时，才引起了朝廷的严重关注，由此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之争。

　　俄罗斯和日本，无论政权更迭、姓社姓资，一直为近代中国的天敌。这是不以后来蒋毛二公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蒋氏“以德报怨”换来的是“以仇报德”；毛泽东的投怀送抱，换来了珍宝岛血战。二人之识见尚不如晚清君臣。

　　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国家积弱，势必不能两面作战，即使侥幸收复新疆，也是“千里空旷无用之地”，为国家的鸡肋，食之无味，不如许其“自为部落”，成为朝鲜越南模式的藩属，“略奉正朔可矣”。主张以有限的军费加强海防，拱卫京师，对付日益强大野心勃勃的日本。李氏的“放弃论”已为历史证明为荒谬。俄罗斯出卖阿拉斯加即为一例。

　　陕甘总督左宗棠较李鸿章资格更老，况新近平定捻乱，士气正锐。国难当头，他打消了乞病还乡的念头，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以垂暮之年，主动请缨。满朝文武，率军西征，除左宗棠外，朝廷其实无一人可用。正是左宗棠的坚持，朝廷决心乃下，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公以近古稀高龄，抬棺亲征，整军经武，将腐朽的绿营兵打造成仁义之师，其西征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气”。军事上，左公精心策划，使西征军前后方“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阿古柏叛乱，于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光复新疆，兵临伊犁城下。

　　左公西征这样一场气势磅礴、精彩绝伦的战争画面，非鸿篇巨制不能涵盖，决不是在下寥寥数笔可以勾勒。左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至今影响深远。其军事韬略，仍然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里处处闪光，只是被人掉了包装。设想如果左公烈士迟暮、雄心不再，可以肯定，中国的版图将大大缩水，今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就会是七国甚至八到十国。

　　新疆既已平定，俄国依约归还伊犁，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老毛子是毫无信义可言的北极熊，吃到嘴里的肉，岂肯轻易吐出？迫于国际压力，俄国同意谈判。原本曾纪泽为赴俄谈判的最佳人选，朝廷终以历练不足弃曾而取“尚能办事”的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地山）为驻俄使臣，全权处理对俄交涉。中国为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付出的代价是大片的国土和大把的银子。

　　崇地山肩负国家如此重托，本应由陆路取道新疆赴俄，勘察伊犁地形民情，做到心中有数。可这位满洲贵族哪里吃得了这个苦头，竟不顾廷议纷纷，由海路去了彼得堡。他以为讨回伊犁便是全功，加上家中突遭变故，急欲回国。老毛子看透了他的心态，趁他不扎领带之时，与他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史称《崇约》。时在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根据《崇约》，中国割让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赔款５００万卢布；给予俄国种种经贸和外交特权。即使归还的伊犁，俄人也可自由置产，伊犁人如加人俄籍，便照俄人对待。换句话说，中国花如此大的代价，换回的也是一座空城！早晚伊犁还会离国而去。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只有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断不会发生在平等两国之间。

　　凡夫俗子存一私念，至多众叛亲离，而外交官不以国家为重，误国误民，遗害深远。崇厚置朝廷再三函电不顾，不惜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为的竟是一家之私事！十五年后，中国甲午战败，李鸿章被日本点名赴日谈判《马关条约》，首席参赞是长子李经方。在李鸿章私意，是为李经方创造一个历练的机会，成为曾纪泽一流的外交专才。李鸿章在日本的函电往来，俱为日人破译。日本在谈判中胸有成竹，直逼中国的底线。此随员之过，非相国之误。李鸿章突遭日本浪人枪击，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朝野一片慌乱，不惜上演了皇后献绷带的丑剧，期望留住李鸿章。如李鸿章趁势回国，则日本理屈，攻不得也拖不起。中国得以喘息片刻，争取国际斡旋，以追求最佳结果。而李鸿章竟重伤不下火线，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居然得到了数倍于期望的结果！吐出辽东半岛则是后来日本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自己做出的，非相国之功也！如随员参赞得力，相国何至一败涂地如此？岂中国当时无人可用？非也！李鸿章的东床佳婿张佩纶（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便是杰出的外交人才，虽为中法马尾战败负责，但忠心尚存，才具可用，却遭李经方多方排挤，郁郁以终！

　　崇厚、李鸿章本质上都是爱国老臣，绝非有意卖国之人，但一动凡心私念，为害国家尚不自知也！高官显宦一存私心，或可欺世人于一时，但天知地也知，终有后人拂去尘埃，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今治国者不可不惕惕于怀！

　　《崇约》当时传回国内等待朝廷批准，清廷深以不妥，于是下旨征询左宗棠、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等三位疆臣的意见。沈葆桢建议将条约和索还伊犁两作罢，国家还可少些损失。李鸿章认为废除《崇约》违反国际惯例，“曲在我而侮必自招”，战争难免，主张委曲求全，批准算了。李鸿章以他的老师曾国藩的“诚”字诀办外交，忘了沙俄乃一无信无义得陇望蜀之邦，与之谈“诚信”，无异对熊弹琴。左宗棠则坚决主张废约，为此不惜一战。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将《崇约》发下群臣议论。

　　左宗棠这一招意在利用舆情，换句时髦话就是利用“舆论导向”。舆论可以捧人，也可以杀人，就看执政者如何利用。美国炸我驻南使馆和侦察机事件，经媒体渲染，造成轩然大波，至今余震不平。而不久前中俄边界勘定，官方媒体只有一条轻描淡写的报道。究竟如何勘定？是赚是赔？无从知晓，自是水波不兴，平安过关。

　　当日朝廷如苟且偷安，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只须将《崇约》留中不发或申斥左宗棠，则可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没多少人真的了解边陲形势。崇厚经巴黎返国，曾纪泽问到对俄交涉，崇厚回说：“事已了结，十分周妥！”曾纪泽便没再深问。外交官尚且如此，何况百姓？但《崇约》一经公布，果然群情汹涌，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民气可用！清廷有国人撑腰，下旨废除《崇约》，并将崇厚革职，定罪斩监候（死缓），令左宗棠统筹军备，以防不测。沙俄果然恼羞成怒，在中俄边境大举屯兵，并调集军舰，从海上示威。在一番色厉内荏的表演不奏效后，老毛子终于同意再坐到谈判桌前来。

　　曾纪泽这回是赴俄谈判的不二人选。但他毫无喜色，反而忧心忡忡。崇厚赴俄前，曾纪泽认为，如不能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则不如悬而不决，将来还有余地可图。但此时“悬而不决”已不再可能，如达不成新约，俄国仍可用《崇约》要挟中国，而长期拖延不决，必使左宗棠大军进退两难。万一新约失手，则崇厚的前鉴不远。纪泽的前路可以说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是险象环生的地雷阵，一不小心便会粉身碎骨。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纪泽义无反顾，勇于承担，无愧为名臣之后。

　　与左公西征不同的是，曾纪泽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战场，全凭唇枪舌剑。曾纪泽的基本立场与左李二人不同，他认为伊犁地形攻难守易，兵戎一启，即便中国夺回伊犁，“坚甲利兵”的俄国也可由东三省和海上进攻，防不胜防。但放弃伊犁更不可取，尤其伊犁为镇守新疆的“一大炮台”，弃伊犁等于弃新疆全境。他主张以金钱换土地。钱可以再生，地不会再来。这样现代化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外同事们。拂去百年尘埃，他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如果毛泽东能少读些《资治通鉴》，虚心学习“曾纪泽思想”，就不会将珠峰南坡让于尼泊尔，领土赠送缅甸，铁路建到坦赞，放弃对日索赔，以换取什么“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实谎言。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六月，纪泽抵达彼得堡，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谈判。“弱国无外交”常常是投降外交的借口，在纪泽则不然。沙俄代表在谈判中傲慢蛮横，语言放肆，曾纪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谈判伊始，沙俄代表坚持不从《崇约》退步，否则大兵压境。曾纪泽毫无惧色，应声答道：“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曾纪泽充分了解俄国的内外困境，又有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战备支持，并非大话误国。曾纪泽既有洞穿全局的眼光，也有娴熟的外交技巧，不是一味的蛮顶蛮干。如俄国代表纠缠条约细节，曾纪泽以喝咖啡为例，先放还是后放牛奶，原无本质区别，何必拘泥于程序？说得对方也笑了起来。一天大事，被纪泽轻轻化解。谈判桌上最艰难的往往是不扎领带的时候。中国人最重“一诺千金”，为朋友甚至可以两肋插刀。俄国人才不会为什么“友谊”或“主义”而放弃国家利益，后来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无不如此，“共产主义”只是他们用来蚕食分解中国领土的幌子而已。可惜毛泽东要用十年之久才认清了苏联的虎狼面目，再用十年才学会了古已有之的“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不幸的是今日中国的外交又因人造的爱憎而呈现“远攻近交”的态势。

　　曾纪泽所授予的谈判底线是缓索伊犁。但他通观全局，认为遥遥无期的“缓索”必将使沙俄的占领成为事实，立即索回新疆的咽喉要地伊犁及其南境是当务之急。在谈判中他随机应变，以缓索伊犁但不让领土为筹码，“叠次厉色争辩”，舍西境而全力争取伊犁和南境。兵费赔偿由１２００万减到１０００万卢布后，又抓住对方代表的口误，再降低１００万卢布，只由《崇约》增加４００万卢布赔偿便赎回了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须知整个台湾岛也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在界务、商务、偿款等各条款上，纪泽以非凡的毅力“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增减之中将《崇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

　　光绪七年正月廿六日，曾纪泽与俄国正式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依据新约，俄国依然霸占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但中国正式收回了伊犁九城的主权和治权、大幅削减了俄国在华的政治和商贸特权，更重要的是收回了伊犁和阿克苏之间的特克斯河流域以及战略要地穆苏尔山口。让北极熊吐出这块肥肉的诱饵是将赔款由５００万卢布提高到９００万卢布，共计约合５００万两白银以内，比起李鸿章后来赔给倭寇的只是九牛一毛。新约传回国内，受到战和两派的交口称誉。左宗棠欣喜之余，甚至举荐曾纪泽为两江总督。李鸿章赞之为中国自办洋务以来所无之事。时人形象地形容曾纪泽是“折冲樽俎，夺肉虎口”。于杯盏交错之间，曾纪泽谈笑自若，举重若轻，为国家争回了宝贵的领土。国际舆论也极为惊讶，老毛子将吞下的肉又吐了出来，这是破天荒第一遭。

　　可以肯定的是，曾纪泽不通俄语，他的英语长才不是这次谈判成功的关键。彼所恃者，除一片赤诚爱国之心，还有多年苦心研习办理洋务所积累的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娴熟的谈判技巧。他的机敏睿智，连谈判对手吉尔斯也称赞他是世界罕见的使才。

　　对俄交涉之后，曾纪泽马不停蹄，又卷入了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达数年之久。法国对越南垂涎已久，必欲取而为殖民地，置之于法国的“保护”之下。为此法国不惜由海陆两路挑起战争，耀武扬威，威逼清廷就范。曾纪泽认为中国应取“刚严”之态，整军备战，以战求和，因而与李鸿章所主张的“停战求和”意见相左，成为李鸿章议和的绊脚石。法国对曾纪泽又恨又怕，甚至将撤换曾纪泽作为议和条件之一。迫于压力，清廷于光绪十年四月撤销了曾纪泽驻法使节的兼职。同月，在中国陆路获胜的大好形势下，李鸿章竟与法国代表在天津订立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史称《李福条约》），彻底放弃了中国在越南的一切权益。仍在巴黎的曾纪泽闻讯后悲愤竟至手颤不能写字，斥为“闻法不索军费，遂将全越让之”，目光短浅。曾李二人同为曾国藩的传人，外交理念却是泾渭分明。曾纪泽逝世后，李鸿章倒是为他说了句公道话：“（曾纪泽）力持公论，法人争避其锋，至于不敢复与议事，一时海内传诵，翕然以为正论之归。”

　　奉调回国后，曾纪泽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嗣后陆续在户、刑、吏等部任侍郎（副部长级）等与外交无关的闲职，在琴棋书画中消磨时光。虽然光绪皇帝对他重视有加，虽然舆论公认曾纪泽为执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最佳人选，曾纪泽却在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二月廿三日突患中风溘然长逝，享年才五十一岁。

　　纪泽去世，朝廷只是循例抚恤，上谥号“惠敏”，以表彰他的忠诚和机敏，对这位国家功臣并无特殊表示。与中国的冷淡相反，国际舆论反响强烈，咸认曾侯之丧是中国乃至世界外交界的一大损失。没有曾纪泽的中国，从此全面进入了磕头外交的时代。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一代外交巨子，竟如此消逝！读史至此，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历史的发生和发展，往往只在一人一念之间，回望历史，常常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假如李鸿章过早的独揽大权，或者左公不能固持己见，中国就会失去新疆；没有曾纪泽，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要缩水为“９５８万平方公里”甚至更少。信与不信，历史其实就是英雄们打造出来的。

　　写到这里，突然想看看今人是否还记得这位千古功臣。１９９８年版《辞源》（修订本）有曾国藩条，纪泽无载，倒是有宋朝的曾公亮（听说过吗？）。《辞海》（１９９９年版）有传，却将他的最后任职搞错了：“１８８５年任海军衙门帮办，旋为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于说国防部副部长兼任了外交部长。纪泽的最后任职只是户部右侍郎。由曾纪泽执掌总理衙门，原是众望所归，却因纪泽的英年早逝而永远的成为不可能。编《辞海》的专家尚且如此漫不经心，况复百姓？

　　纪泽魂归何处？陵寝安在？有人知否？

　　纪泽以“忠、信、笃、敬”为信条，为人谦恭仁厚，恂恂然有古大臣之风。其书法当年名重京师，亦好为诗，以七律见长。行文将尽，恭录他的一首怀古诗，以饷读者兼缅怀曾侯。

　　《昭忠祠》

　　沙场征战古来悲，十载升沉一瞬时。
　　纶鲅九重黄纸诏，春秋二祀白门祠。
　　生无燕颌膺高爵，死博龟趺戴御碑。
　　屠狗建牙宁有等？河山庙貌共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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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