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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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湖南双峰县（原属湘乡县）荷叶乡人，清未著名中兴名臣，谥文正。虽然他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主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为他人格修养的圆满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搜集了曾国藩与佛教有关的一些史料，分析曾国藩与佛教思想的关系，以供学术界和佛教界参考。
一、参禅悟道，儒释互融
从曾国藩的诗文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虽然没有系统地通读佛家经典，却常与僧家往来，并对禅宗独有领悟。随便摘录他下面几句诗，可以看出是很有禅意的。
橐驼对坐不相管，两家各有无言禅。
开图对此好溪山，万重云水一僧闲，清辉照我尘里颜。
躯体谅非百年物，梦魂倏在千山里。
我怀峨嵋老尊宿，翱翔人间如凤鸾。
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
更向禅宗参玉版，花猪竹鼠肯分否？
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由来忠孝易通神，忉利花曼识后身。石烂海枯终有尽，生天成佛岂无人？
曾国藩对禅宗的体悟，是因为他努力参禅修定的结果。禅即是入静，对外界不动心。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他焚香静坐以及心得，道光22年10月27日记载：“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为了入静，他戒烟、戒棋、戒多言、戒房闼不敬等等，“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从各个方面约束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定力。他把静坐作为每日的必修功课，并放在首要位置。道光22年12月初八所立课程“静坐”一条写道：“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他体会到要真正入静，就要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然心有私着，无着则静矣，抑亦诚矣。”（道光22年11月19日）他不断反省自己，“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拢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日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道光23年2月26日）
曾国藩认为儒佛两家，可以相通相融。他在《纪氏嘉言序》中说：“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相同，亦未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故释氏之说有益于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报应，家书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即不能马上看到），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同治9年6月初四将赴天津示二子）因为曾国藩确信佛教有益于净化人心，所以劝善佛书，曾国藩常常助印结缘，家信说：“《关帝觉世经》刷五百张，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回，《阴骘文》、《感应篇》亦须公车回南去乃可带。”曾国藩自己也经常抄写佛经，例如道光23年初八日记：“写《心经》一本。”初十又记写《心经》一册。
曾国藩常与僧家来往，例如他在京期间，经常出入寺庙，道光21年12月初八日记：“招同郭雨三、陈岱云、仓少坪往法源寺吃腊八粥”，道光23年11月12日日记：“至大佛寺看大观音，又见北齐碑、宋碑各一遍。”
曾国藩还相信诚能感神，其儿在京患病，欧阳夫人许愿装修观音全身，后病情好转甚快，曾国藩立即写信致家中祖父：“甲三病时，孙妇曾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全身，伏求家中今年酬愿。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祖母曾叩许装修，亦系为甲三而许，亦求今年酬谢了愿。”（道光21年6月29日禀祖父）
本来佛事超荐，并不是佛教的主要内容，至于后来世俗化，更与佛法相隔离。但为孝先辈，曾国藩对佛事也以诚待之。他写信要诸弟为十舅作佛事，说：“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道光24年3月20日致弟）他认为作了佛事即是吉祥，家信说：“祖父佛会，既于十月初办过，则父母叔父四位大人现已即吉，余恐尚未除服，故昨父亲生日，外未宴客，仅内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晋一，则并女客而无之。”（咸丰元年10月12日致诸弟）
曾国藩后改名为曾涤生，也是受明朝大居士袁了凡启发而成。日记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意：‘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道光20年4月22日）
但是，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有三不信，即不信地仙，不信僧道，不信医药。曾国藩也多次写信嘱托后辈要尊祖训，这是为了区别圣人正法与世间邪法，因为后世假僧道太多，使人上当受骗者不少，极大地弯曲了佛教的本来形象。
二、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佛教推崇非暴力主义精神，把戒杀放在最主要的地位。曾国藩对佛教戒杀止暴之旨深有领会，其心仁慈，不忍杀生，不仅不忍杀生，连观杀亦斥之为仁心丧尽。日记：“讹言是日某武臣拟斩立决，人邀同往西市观，欣然乐从，仁心丧尽，此时悔之而不速反，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道光21年12月16日）他饮食清淡，且好素食，“早饭白饭一碗不沾菜”（《曾昭棉年谱》），他在家信中写道：“吾近夜饭不用荤”，“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崇俭之道也。”（同治4年闰5月19日字谕纪鸿）他还按欧阳夫人之意，把每年四天观音斋作为家规留传后辈。曾宝荪《我的家世》回忆说：“我们家每年吃素四天观音斋即是2月19，6月19，9月19又诸天斋一日，即于12月24日，这几天全家都吃斋，听说是文正（曾国藩）夫人许的愿，我祖母就恪尊了。”
但是，曾国藩带兵打仗，杀人是事实，又应作何解释呢？举个例子，有船出海，有一恶人阴谋在人们熟睡后，杀死大家，抢劫财宝，其中有一人发觉，将其击毙，此人是否要称刽子手呢？君子杀人，只为救人，用杀为止杀，用暴为止暴。关键处要看他的目的如何，是否为解救大多数人，是否和天下民心相应。曾国藩以救天下为己任，以忠诚倡天下，其一出山，众附归之。若他不是以慈悲心感动天下，何能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带兵打仗？因其带兵，非为己也，而为国也。梁启超说：“吾以为使曾文正公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之人且善导人也。”（《饮冰室文集》论私德）曾国藩初募湘军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清史稿》曾国藩传）军队所到之处广受百姓欢迎，“岸上百姓焚香于辫顶，跪岸上欢迎，呼各勇为青天大人。”（咸丰4年闰7月14日致弟）当时绿营、八旗一击即溃，而曾公军士虽不多，却都是血性之勇，以一当十，以几万人打败太平军几十万人，不能不是战争史上的奇迹。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以天下为公，以忠诚倡天下，正如曾国藩说：
"君子之道，莫大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蔡锷编《曾左兵法十三篇》）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以杀人为悔，他在咸丰十年初十的家信中说：“吾辈不幸生于乱世，又不幸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八又在家信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因此曾国藩提出兵气以哀为主，说：“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已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陈于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如此之言，出自肺腑，良苦用心，使人感叹。有谁明白这样的救世苦衷呢？胡林翼总结得好：
"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吾辈任事，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手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蔡锷编《曾左兵法十三篇》）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正好概括曾国藩当时的救世苦衷。
三、克己奉公，回归本源
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归结到一点就是他实践了大乘菩萨的入世精神，他一生克己奉公，矢志不渝地寻归宇宙的本源。曾国藩说：“常人者……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复性而已矣。”（传忠书局·曾集·书札·卷一）人被欲念覆蔽而失其本性，必复性才能归大本。今人舍本求末，故圣人之说仅仅成为一种学问。如何复性呢？胡林翼说：“圣人仙佛英雄，无不以济人济物为本，无不以损己利人为正道。”（蔡锷编《曾左兵法十三篇》）曾国藩说：“福民实为福己，祸民实为祸己。”（《王翰城刺史五十寿序》）佛教菩萨为“菩提萨垛”之译音，即为“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之意。毫不利己，实乃利己，己他无二也。
只有寻找大本大源的人，才能实行彻底的利他主义，表现出无私奉献的精神。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的思想动力即来自于此。曾国藩的外甥，近代著名的佛教大居士聂云台说：“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他在所著《保富法》中说：
"我家与中兴各大家族，或湘或淮，多数为通家瓜葛，故各家兴衰情形，略有所知。至安徽文武各大家，前时富厚，远胜湘军诸人，今都凋零，不堪回首；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才到第三代，已都如浮云散尽。然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子孙却都优秀。最显明的，系曾文正公，位最高，权最重，在位二十年，死时只有银二万两，除乡间老屋（系弟经营，并未去住，笔者注）外，省中未造一第宅，未买田一亩。手创两淮盐票，定价最廉，利息甚厚（票价二百两，后来售至二万两，每年利息三四千两，当时家有盐票一纸，即称富家）；公特谕曾氏一家，不准承领；公逝后多年，后人无一盐票。若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二百张，极其容易；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无碍，君子之所不为。此事当时家母（曾纪芬）闻知甚详，外间少有知者。《中庸》说的‘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做表里如一，即是诚意；如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行不通）公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一钱寄家！’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诸葛公同一风格。因此，当时将领僚属，多数廉洁，民间无形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即是暗中为民造福；如自己要钱，则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
只有寻归大本大源的人，才会不畏一切艰难险阻，为了解救众生，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佛教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宁可自己下地狱，只愿众生得离苦。曾国藩说：“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身体强健。圣贤之所以为圣，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蔡锷编《曾左兵法十三篇》）
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在南昌如处瓮中，塔齐布战死，罗泽南欲分兵去救武昌，刘容对曾国藩说：“公所赖可恃者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设有急难，谁堪使者？”曾国藩说：“吾固知，此军去，势益孤，然规武昌以维东南大局，宜如此，岂能为吾一身计？”曾国藩被困江西达十个月之久，除饱受地方势力的讥笑、省吏牵制作梗外，又惨遭水陆二帅身亡，不得已调离罗军。在强敌包围，大局前途不堪设想下，生活之艰难，精神之孤苦，莫此为甚。王恺运撰《湘军志》至此感叹说：“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世有精诚，定无间于幽明，感怆久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惶。出师表无此沉痛。”（《太平天国全史》·湘绮楼日记·光绪4年2月27日）此外，曾国藩于靖港及九江失利，两次自杀，忿不欲生，皆其仁心之体现。曾国藩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同治5年12月18日致沅弟）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又体现了这种精神，他并不力求显露自己之苦心，而是不断引咎自责，给朋友的信都是“外渐清义，内疚神明。”其实曾国藩去处理此案前，已预立遗嘱，并作军事部署。但是在具体处理时，发现事出有因，在全面衡量利弊的基础上，他没有做那外表上的一世英名之举，因此有些人趁机骂他。但由于他没有私心，一心从大局着想，仍然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清史稿》曾国藩传）也不是有些人说曾国藩因此有愧而痛苦死去，相反曾国藩临终时预知时至，游署西花园后，“端坐而薨”，“一笑而逝”，“宝光烛天，微雨清尘”，“咸以为水西门火起”，“救视无见他处，皆见大星陨于金陵城中，士民巷哭，野祭如丧慈母。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日”（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薛福成《庸庵笔记》）。曾国藩一生步履艰难，苦心孤诣，入世出世，终归本源。
大本大源是生命的最后归宿，毛泽东早年也曾称赞曾国藩是找到了大本大源的人。在今天，如果我们都象曾国藩一样，回归大本大源，无私奉献，那么，一个和平、安祥、温馨的人间净土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间，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只有立足现实，不脱离现实，才能成仁成佛，回归大本大源。立足现实，就是净化人心，存天理，去人欲，无私无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有志的同仁们，勇猛前进吧！只有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不离现实而作圣贤，不离现实而证佛法，真正发挥生命的意义，让生命放射出璀璨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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