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黑体] 子贡的经营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儒外商，为富当仁。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COLOR=#f70909][B][face=黑体] 子贡——儒商鼻祖: 1.端木子贡家世[/face][/B][/COLOR]

   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子贡列在了中国历代富翁排行榜的第二位，紧随范蠡之后。另外，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有关子贡的传记在孔门众弟子中也是耗费笔墨最多、篇幅最长的一个。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的眼中，子贡确实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春秋时卫国人，本姓端木，名赐，亦称卫赐，又名子赣，到了立字时方取名为子贡。子贡曾在卫、鲁、齐等国做过官，他博学多才，洞察时势，能言善辩，是春秋时期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商业贸易家。他的思想作为、识见功业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一位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历史名人。端木氏源出黄帝。其先祖是黄帝的后裔鬻熊，周国人，曾经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谋师，祖居于河南大梁之酸枣门。鬻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做熊丽，次子叫做端木。端木又生了典，典以黄帝父亲的名字为姓，取名为“端木典”，也就是“端木”姓氏的始祖。端木典及其后世子孙世代为周朝大夫。一直到了西周末年，其后裔端木舒才随周平王东迁。几代之后，子贡的曾祖父端木广单被卫国聘为客卿，自此端木家族迁居到了卫国。之后，父亲端木巨又辅佐卫灵公，因“匡君泽民”被称作“卫之贤大夫”，母亲蘧氏“天性善良，仁慈端庄”，在怀有子贡的时候曾梦见有神灵赐予宝玉。因此，子贡在降生后被取名为端木赐。子贡18岁的时候，到鲁国游学，拜于孔子门下求学6年。24岁时，回到原籍，娶句氏为妻。完婚后，子贡开始随孔子周游列国，至公元前482年返回鲁国。这一年，子贡38岁。之后，他又曾受命出使齐、吴、越、晋等国。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子贡开始为恩师守墓。这一守又是6年，公元前473年，48岁的子贡回到卫国，继续他的治学经商生涯。50岁时，他再一次去鲁国拜祭孔子墓，并且再度受聘于齐国，任大夫一职。公元前456年，子贡在齐国逝世，享年65岁。他的儿子端木炅将其灵柩运回卫国，葬在了今天的河南浚县大径山东南东张庄村北。子贡死后，其孙端木叔继承了祖业，但这个孙子乐善好施，不久便将万金家资散给宗族国人，以至于后来“病无药石之储，死无瘗埋之资”。由此可见，端木家族自端木叔这一代已经开始衰落了。孔子一生收了3000多个弟子，“贤者72人”，其中有10人成绩最为卓著，他们分别是：德行科的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科的冉有、季路，言语科的宰我和子贡，文学科的子游和子夏。在这10个人中，又以子贡最喜爱经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其“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竟至于“家累千金”，因此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至越王勾践还曾“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可见子贡当时富有的程度。由于子贡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经商的第一人，并且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在孔门弟子中无人企及，因此，子贡也被后世人尊奉为“儒商鼻祖”。

 2.尊师重教，儒商楷模 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与孔子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子贡敏而好学，“闻一知二”。在《论语》中，有关子贡向孔子请教的内容是众弟子中最多的一个。其中，有子贡“问政”（即如何施政），有如何能成为“士”，有如何交友等。这些问题，孔子都一一作了回答。孔子说：施政要“足食、足兵、子贡辞行民信”可也；做“士”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悌，再者“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则要在得到教诲后，时时给朋友一些忠告，以帮助友人进步。在《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了37次，居众弟子之首。陈蔡困厄，派子贡使楚；鲁国危难，命子贡往救；孔子病疾，有子贡探视……可以说是事事皆有子贡出现。由此可见，子贡是一个处处用心、无所不问的人，并领会深刻，触类旁通。连孔子也禁不住赞扬子贡聪慧过人，说他“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子贡对孔子更是钦佩和崇敬。孔子生病了，子贡前来探视，但孔子却埋怨他说：“汝来何其晚也？”后来，孔子去世，众弟子皆服丧3年，相诀而去，唯独子贡结庐墓旁，6年方归，足见师徒情深和子贡对孔子的敬重。子贡还是孔子及其学说的重要传播者。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清代崔述也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学说的传播者，而且还是其坚定的捍卫者。一次，齐景公向子贡询问孔子的贤能，子贡马上回答说：“圣人也，岂直贤哉。”意思就是说，孔子不止是贤人，子贡守墓处简直是圣人。接着子贡又用天地称颂孔子，他说道：“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在这里，子贡竟然将孔子与天、地以及江海相比，时时处处维护着孔子的尊严，宣传孔子的思想，绝不允许任何人毁谤孔子的声誉。孔子对子贡也非常器重，他把子贡誉为“瑚琏器”、“达人”、“辩人”。故而，后世才有了“十二哲中瑚琏器、三千英内达圣称”之说。孔子周游列国，遭遇陈蔡之厄，吃了不少苦头。如果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之行恐怕会更加艰难。《论语·先进》中，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就是说，颜回安贫乐道，生活穷困；子贡则与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孔子的这些话并无责贬之意，可见那时对经商并不贱视，虽然在口头上常说“罪子贡善居积”，但内心还是偏爱他的，只要你仔细品味《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亿则屡中”那句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到了后世，子贡不断地被历代帝王祭祀和封爵，并且他的后裔子孙也受到了恩泽。唐玄宗封其为十哲之一，后追封黎侯。北宋则加封黎阳公，到了南宋又改封黎公。到了明朝的时候，又一次改封为“先贤端木子”。至清康熙帝时，康熙帝赐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遗庥”匾额一块，并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且后代世袭。乾隆封子贡为十二哲之一，并塑其像于孔庙大成殿内。至今，在河南一带仍流传着“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说法。在《河南日报》上，曾有一篇文章称子贡为“学者型富翁第一人”。1997年，在“马来西亚第二届世界儒商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曲阜孔子文化学院路承烈教授也发表了一篇论文，称子贡为“自古儒商第一人”。子贡开辟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后世。他与孔子的关系堪称尊师重教的楷模，使儒家思想在商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不愧为儒商之鼻祖，商界之楷模。

 3.内儒外商，文行忠信 如今，“儒商”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恭维词。如果一个人做生意发了财，你称他为“儒商”，就像你给别人一个笑脸，总会让人觉得十分舒服。“儒商”表示不但有钱，而且还有文化的意思。在相当一部分现代人的语言中，如果说一个人“没钱”，那是中性的，但如果说一个人“没文化”，那就有点骂人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商”呢？简单地说，儒商就是儒与商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被严格区分开来的称谓。儒乃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之谓，其天职在于求道求义；商乃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追求，故尊儒而贱商。然而，在商业活动中，儒商却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同商品经济行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子贡就是这样一个儒商，他是孔子的高徒，是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有着纯正的儒家文化背景。子贡与具有早期道家思想的范蠡比较，似乎更具有典型的意义，就如《论语·述而》篇所讲到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就是指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谓“行”，就是指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孔子认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所谓“忠”，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所谓“信”，就是指人际交往中的“信用”和“信誉”。也就是说，在子贡的观念里，一个真正的“儒商”，不仅要有学问，懂得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有“道德”，也就是“忠”和“信”。至于学问和道德的关系，孔子教导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道德是第一位的，如孝、悌、信、仁等，其次是社会经验，然后有了“余力”，再去学习文化。道德在先，学问次之，也就是做人重于做学问。作为一个商人，求富取利无可厚非，但要符合道德原则，并且要把道德放在前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见孔子对道德仁义的看重程度。孔子的教导对子贡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学和行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他的言行举止上，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精神上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他不但有钱，而且也有了精神上的独立和满足。从子贡的创业经历、所作所为中，可以得出现代儒商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怕挫折，始终如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遵循儒家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注重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鄙视假冒伪劣，坚持以信取胜，视名誉为生命，力求做到名与利的统一。注重自身素质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两者相结合，就是儒商经济伦理的本质。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怀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通过赞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为国分忧，通过扶贫救灾为民解难，是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在经济领域落实和扩充的执行者。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有较高的驾驭市场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把儒家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得得心应手。

 4.诚信为本，一诺千金 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儒商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一个人如果讲信用讲到了众所皆知的程度，树立起了信誉，他就享有了一种无形的资产，这样的人做事情总比一般人多几分可靠性。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孔子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提到“一诺千金”这个成语，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它的出处。据《史记·季布列传》记载，“一诺千金”的典故来自于春秋时期的季布。当时，季布是楚国人，为人重义气、重承诺，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完成。因此，在楚国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原本是项羽麾下的一名将军，曾经多次围困刘邦，后来项羽大败，退至长江岸边举剑自刎；刘邦得到天下后，贴出告示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向世人宣告：“若有胆敢在家中藏匿季布者，则罪及连诛三族。”但是，人们都敬重季布，无论季布走到哪里都有人冒着连诛三族的危险保护他。后来，季布来到了河南濮阳的周氏和鲁朱家，周氏和鲁朱便千方百计找人劝服刘邦，使季布得到了特赦，并且还任用季布做了郎中，后来又升任中郎将、江东太宗。由此可见，言出如山，重言诺，得到的回报是多么的巨大。有了信誉的保证，人们就觉得你说的话值得信赖，也就多了一份成交的可能，少了一分疑虑和不安。而且，拥有这样的好名声，各行各业的人都愿意与你打交道，愿意与你交朋友，就会在无形之中多出了很多条可以走的路。反之，如果一个人不重承诺，言而无信，则难以在社会上“立身”，连脚跟都站不稳，要成大事岂不成了空谈？值得注意的是，诚信又必须与行动相结合。《论语·先行》中记载，子贡问：“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就是说，先为人们做出语言上的保证，然后再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意即君子必须做到言行一致。所以，检验一个人是否讲究诚信，只要从言行是否一致判断便可以得出结论。言出如山，一诺千金。在商品经济的今天，不仅人人都必须讲信用，而且要把信用讲好、讲出名气，所以诚信还要与智慧相结合。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正直者遭到陷害，真心者受到欺骗，诚实者受人利用的现象。为了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就应当将诚信与智慧结合起来。一个有智慧的人，懂得智谋，善于权变，善于知人察人，有一定的警觉，方能正确运用诚信之道。因此，如果一个人能珍惜自己的声誉，发扬诚信的美德，美名一定会越传越广，越传越大，利润也会随之见长，而且会越长越高。

 5.以和为贵，以仁为本 子贡不仅讲求信誉，而且还特别强调宽恕和仁爱。子贡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讲求“仁”也代表了儒家的另一思想——“尚和”。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贡深受这一思想的陶，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了他的经商过程中，即“以仁为本，以和为贵”。“和”即和谐、团结、融洽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追求“和”的理想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和谐、家庭和睦、性情和顺、纠纷的和解与和好、协作中要和衷共济、国家之间要和平相处等，这都是儒家文化的“和”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目标与追求。由此可见，“和”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天时”和“地利”不见得就能取胜，“人和”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自古以来，儒商非常重视“和”的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商业活动中。他们提倡“和气生财”，“和为贵”，认为“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和谐，商家与商家之间的和谐，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和谐，商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都是实现管理目标和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和”的存在，过于争强斗胜常常会导致两败俱伤，而合作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创利益，在“存异”中求发展和进步。那么，要想达到“人和”的效果，就应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情感桥梁，就是“仁”。“仁”与“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爱人即尊重人、爱护人和帮助人。“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仁爱端木子贡之心的统领下，人们之间才能和谐相融，才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上下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情同一家。换个立场来讲，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在你拥有一颗“仁”者之心的同时，别人也会对你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你也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从而能更好地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懂得如何做人。现代的商人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和现代法治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把传统儒学“仁者爱人”的胸怀和法治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有机地融合为一体。现代商人所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及责任。在管理上施行仁政，交易之际也时刻保持一个“仁”字。当你以一颗仁爱之心与人交往，由此换来的就是他人对你的忠诚、理解和支持，从而增强了凝聚力，使众人合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

 6.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现代商人一定要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儒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经商，而是强调正义之道是经商之道的前提。儒商所讲究的是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儒商的价值观包括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等。儒商推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基础。两者结合，就体现出儒商的本质。所以，商人除了金钱之外，还应该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追求，也就是对“义”的追求。作为一名儒商，子贡继承了中国最传统的文化精髓，捍卫并使之发扬光大，这些思想直到今天对于经商者仍然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追求金钱只是实现人生目的的一种条件，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积极以自己的优势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活动。因此，他时刻都保持着“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经营信条，其内心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犹如清澈的湖水足可见底。赚钱必须用正当的手段，取得正当的利润，或者说赚钱必须“义利并重”、“合义取利”，所以通过勤俭致富、智慧致富、信誉致富、互利致富才是儒商的基本准则。这种思想反映到经营理念中就是内敛与外张，就是义利相生。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利”而取“义”，绝不可以损害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去致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人类不断发生的悲剧，也是以“利”为目的的商人应该警惕的。只有在不失德、不违法的前提下，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讲利益，理直气壮地赚大钱。《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如果是值得追求的则富，就是我给人赶车作仆也愿意干；如果是不可取的不义之财，那么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了。由此看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取之有道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作为一名现代儒商，应该从注重自身的角度来发掘潜力，强调向内用功——使自己具有“义”的品格，让“义”促进“利”的产生。根据“见利思义”原则，即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门歪道，商人在经营中赚取利润应该合法合理，不能以假冒伪劣产品去搞不正当竞争，或者以违法行为来获取利润。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现代儒商应严格遵守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

 7.研究规律，把握商机 在商场上，机遇总是转瞬即逝，在机遇面前是否能果敢地进行科学决策，对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儒家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兵家讲求“势”，道家讲求“道”，这些都是在说成功者必须顺应规律，抓住机遇。《史记》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就是指子贡在经商时能够估计到市场的变化，从而获得有用信息，抓住机遇。所谓的“废举”，在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中是这样解释的：“废举谓停贮也。与时谓逐时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值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战国策·赵策》中也指出：“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谦司时。时贱而卖，虽贵已贱矣；时贵而买，虽贱已贵矣。”从这里来看，作为一名“良商”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司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善于捕捉机遇。机遇是企业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但要抓住它，就必须了解机遇的特性：普遍性。只要有市场，有经营活动，从客观上来讲就存在着经营机遇。偶然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最好的说明。消逝性。机会的出现与客观条件具有一定的关联，当客观条件变化时，经营机会就会随之消失或流逝，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开发性。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研究开发资金，研制新产品，创造机会，引导消费，占领市场。机会创造的丰厚利润，就是充分利用了机会的可开发性。子贡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已出现了铁器牛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商品经济也盛极一时。作为“达人”、“哲人”的子贡从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悟出了社会经济与个人致富之道。再加上子贡见多识广，反应敏捷,具有经商的头脑，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对预测物价的涨落总是非常准确，所以他能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商。现代的商场亦是如此，一个成功的儒商不仅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商人，更为重要的是应有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的智谋和远见。他们既不同于那种鼠目寸光且斤斤计较于毫厘得失的小商小贩，也不同于那种腰缠万贯却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暴发户，而是一个能够反映时代精神，满足现代市场需求，推动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现代儒商。微软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准确地预见了人们对新科技的需求。在当时，计算机是用于工业和军事的“大家伙”，而微软却在那个时候开发出了用于个人计算机（PC）的操作系统。随着PC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发展，计算机逐渐走进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微软也越来越赚钱，成了世界500强企业，比尔·盖茨本人也成为当今的世界巨富！俗话说：“处处无心处处空，处处有意常有金。”要想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么你首先就必须做个“有心人”。

 8.仗义疏财，回报社会 一个商人的发展和他的心怀、责任感成正比。只有具有博大胸怀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才能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作为儒商，挣钱不是最终目标，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的理想，而其他的一切则都应该为此目标铺路。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而儒商在经商实践中也应该始终贯穿这一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对社会具有深重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儒商鼻祖子贡可谓是先行者。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吕氏春秋》中，记述了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根据当时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国外沦为了奴隶，有人出钱赎回来，事后可以找国家报销赎金，并且国家还要给予精神上的表扬。有一次，子贡到别国做生意，就赎了一个同胞回来，事后却拒绝了鲁国支付的赎金。其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可见一斑。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子贡说齐救鲁。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至贵者。后来，有人称赞子贡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同样，子贡并没有超出儒商的发展规律，即拼搏、成功、奉献三个阶段。在刚一开始追求金钱的时候，他也是“穷则独善其身”，把金钱当成一种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条件，而在他“家累千金”之后，他也不忘“兼济天下”。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回报。这就是子贡遵循的经商和做人的原则，也是留给我们后世人的精神财富。坚信这一点的儒商，都耻于独富独贵，而喜于乐善好施、捐助公益，因为只有时刻保持这种信念，才能对社会上存在的诸种不正之风，如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起到强烈的抵制作用，才可以使商业的运行更加纯净化。

 9.儒商的精髓儒商定义：信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