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还吾老子》，自然生出了撰写《还吾论语》的计划。这不仅因为在写作《还吾老子》时，连带考证、纠正了《论语》旧注中的一些重大的误读与曲解，有的一直是历史上纠缠难解的公案；更重要的是，我对孔子思想有了一层全新的认识。说全新，不是说前人从未道及类似的意思，但我未见有这样联系起来看的。而对一件事物、一个观点、一种思想，只有你自己把它咀嚼消化，才能变为你的血肉精髓。我的全新认识，对别人来说，至多不过是一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不像对《老子》、《庄子》、《论语》原文字句的注释，孰对孰错，是一定要辩个明白的；然则，我认为，若能这样来理解老孔庄的思想、哲学，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人文精神，所以不揣浅陋，将此认识提出，以求教于方家与读者。
　　据全面或部分纠正了旧注误读的《老子》、《庄子》、《论语》的本文来看，老孔庄的思想、哲学不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具体论述的观点上也是高度一致的。之所以在今天看来，三人之间、尤其是孔子与老庄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甚至道家与儒家好像是观点对立的(至多是互补的)，除了语词变化造成误读等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历来注家与发挥老孔庄思想的学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对机立言、方便说法的特点。历来学者往往只知道对机立言、方便说法是佛家的立论方式，我通过撰写《还吾庄子》，始知这是东方哲学立论的普遍原则，和东方哲学对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言说关系的基本观点有关。言说真理是为了能让受众接受后得益，所以怎么利于、便于受者接受，是第一位的问题，而言说内容的绝对真理性，常是不予强调的。这不是说言者对自己言说的真理性不重视，无原则，机会主义(当时也有人，如纵横家之流，与好像很有原则性的荀韩之流是机会主义者，但老孔庄绝对不是)，而是认为绝对真理是不能用某种观点(言)来完全彻底地穷尽、表达的；这样，表达出来的观点一定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同时也就是有界限的，受者应该由观点本身的说服力与可用性来选择接受与否，而不是凭言者宣称的真理性或借助某种权威力量。唯有从老孔庄立言是方便说法着眼，才能看到他们在具体论述的观点上也是不相矛盾的，是高度一致的。
　　分别来说，《老子》是专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尽管老子的民本立场是很明确的，但他同样明确受者是侯王，连宰臣都不在受者范围之内。有诸侯身兼王卿的，有大夫身兼采邑领主的，而《老子》中所言，只是针对受者诸侯、采邑领主的身份，《老子》中统称为“上”，指在一块领地内的最高领导，也是政权所有人。有些话，如“无为”，“不仁”，“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敢为天下先”，“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等，不从专对为“上”者而言角度看，引申为普世原则，与《老子》本意就有很大距离，甚至南辕北辙。所以，《老子》中最高标准或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在《老子》时代专指有道之君，不像后来道德高尚者如孔子也被称为圣人，《庄子》乃有“内圣外王”之说。虽然《庄子》中圣人不复专指有道之君，但从“内圣外王”的提法，还是可以看到“圣人”实际具有为王的资格，应该为王。但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者的思想，专对侯王说的观点也就自然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而推论出那些具体的王者政治理念的形而上的法则，如“自然”、“唯小”、“处下”、“守雌”、“不为大”、“和其光，同其尘”、“柔弱胜(任)刚强”等，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与重大的变故，历史未曾发生断裂，文化一脉始终绵延不绝，《老子》思想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老子》所言为主流文化，那么，孔子身体力行所倡导的则是精英文化。《论语》一书，是专对要想成为宰臣、大夫、官吏的士人说的。因而，孔子提出的最高标准是“君子”，理想人格如“周公”。“君子”，在《老子》中仅指贵族身份，到《论语》中，常与“小人”对举，始指有德的、合格的贵族，而“小人”则指无德的、不合格的贵族，可见孔子对“君子”词义的改造。孔子将执政者的品德与他的资格挂起钩来，这与《老子》将君主的品德与他的为政质量挂起钩来思路是一样的。如果说老子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观，那么，孔子则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才价值观。办事的才干与道德品质比起来，是第二位的。这种人才观，一度是口诛笔伐的对象，尤其是在“文革”中；从种种重才不重德、有才便是德的选拔干部指导思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孔子提出的人才价值观越来越显示出其真理性。因为是执政者，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对其得有高于一般民众的规范与要求，这就是“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对士大夫的特殊的要求。所以说“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历来是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一条罪状，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对一般民众用不着以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去规范、束缚他们的行为举止，而对执政者的行为用“礼”来加以制约，目的正是为了“辅万物之自然”，让百姓依顺自己的天性去生存发展。而荀韩之流搞的实际是“礼下庶人，刑上大夫”，有意将人弄得很虚伪，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便于君王大权独揽，在观念上全面控制。可以说两千年皇权独尊的政治制度的弊端，正是从修正、异化孔子思想开始的。真要打倒什么店，本应该打倒荀家店、韩字号的。十年浩劫中，孔子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荀韩则被捧到了天上。历史开了个大玩笑，于孔子无损，当代人民却深受其害，这反过来也能证明孔子倡导的精英文化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在孔子倡导的“礼”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定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也是孔子在近代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的。其实，除了这条是由当时君权与宰权分离，恪守君臣名分与行为准则，对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有利而提出的具体背景条件不谈，即从作超时空抽象的高度而言，不把为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与牺牲，付出超常的精力与心血，当作谋求最高权力、最大利益的手段，这也是对社会整体有利因而是十分高尚的行为。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都不可或缺这样的精英文化。没有这样的精英文化，社会、民族就会解体。现今有一种“精英”文化，自命不凡，求所得斤斤计较、多多益善，讲奉献口是心非、甚至心口俱非，此类精英，乃是小人新贵，实在需要用孔子这面镜子来照一照。
　　孔子“克己复礼”，以身作则，他完全靠自己的人格力量，使那些学生子弟一生追随他，在他死后继承、发扬他的学说与事业。这就是孔子的教化。他的教化，使一种高尚的品质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有将近百年的时间，我们将孔子倡导的礼教视为束缚人性的桎梏，虽然有历史复杂的原因，虽然一百年的打倒比起二千五百年的传承来还是很短暂、很表面的，但是，如不及时纠正，酿成倒洗澡水连带把婴儿倒掉的后果，使道德失范、价值观颠倒，让伪“精英”文化大行其道，使人们普遍对超功利的崇高行为发生怀疑，使贪官污吏方便地以“人性”来为自己的缺德丑行辩护，这样，对民族精神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相对老子、孔子，庄子倡导的是一种“逍遥游”的超越文化。因此，庄子理想中最高境界是至人、真人，其次神人，其次天人，都在圣人之上，何况君子。庄子之言，是对每个自然人说的，在超越面前人人平等。庄子认为，摆脱了社会角色的名缰利绳，生命潜能就可以超升到非世俗、大自在的境界。超越文化，浪漫的诗性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薄弱方面，所以，尽管《庄子》辞藻华美，激情洋溢，行文流畅，逻辑缜密，历来对他的曲解还是非常严重，甚至到了指鹿为马的地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拙著《还吾庄子》，本文中唯指明一点，庄子的超越是“大隐在市井”、“不离世间觉”，这也是老孔庄一致之处，也是鲜明的中国人生哲学的特色。
　　老孔庄三人的学说合起来，构成至今为止世界上最全面最彻底的人本主义哲学，可以说把社会人与自然人都研究透了，深刻地揭示了人性本质。这不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对当今世界的济补良方，希望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作者：沈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