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我祖父开始，家族经历了清、民国、共和国这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时期。
我爷爷１９００年出生，他是家族入川后十代人中最苦难的一代，在经历了清末的动荡，民国的贫苦后，于1959年饿死于乡村。
但他一直很乐观。
我父亲1936年出生，1951年入伍，1996年以主任科员的级别从镇政府退休。我曾经让他评价自己功过，他只是苦笑：“好象没有做对多少事情，多数时间是跟着错误路线在走。”
他也一直很乐观。
 我1966年出生，1983年入伍，2004年转业。早早就离开了主流社会，过着退休人员一般的生活，被社会边缘化着。
我也一直很乐观。
这一百年，家从祖居地斑竹湾迁出，先在市里，后到镇、村。然后又从村到镇、市。
   一百年，家就转了这么一个大圈。
   将来，我还会回到那个圈子里。
  《百年草根》，就是家的那一百年的往事！

     我爷爷曾习耕１９００年农历正月25 日出生，死于１９５９年，在他５９年的人生旅程中，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庄稼人，终身没有外出去谋过事，也没有在地方上当过差，过着贫困而艰难的生活。
     这次见族谱，从名表上见应该属于他的位置，是个“葵”字。我大吃一惊，按辈份他的名字就该是“繁葵”。而父亲从来没有向我提及祖父有个这个名字，我以为我看到的不是家族的谱。后来问父亲，父亲回忆了一阵子，想起有个这名字。父亲在祖父去世时的灵牌子上见过一次这名字。
     因为曾家人辈份是全国统一的，如果按辈份称呼就容易混淆。家族以前都称每人的“号”。按辈份取的名字往往只能用三次，一次是入族谱，一次是结婚是合八字，一次就是死后写灵牌子。父亲当然没有机会多看过祖父的名字。
     斑竹湾曾家，是在我祖父这一辈人才彻底陷入贫苦的。因为就在我祖父出生那些年月，家族的糖房已开不下去了，五大房人分了糖房。糖房的房子已经破旧，分后不久有的就开始倒塌了。分糖房的事，用之（宪珍）公知情。他是昭极公的幼子，不过当时，他还只有十多岁。用之公分得的是用来熬糖的糖灶房和下面套牛的八角田。糖灶房曾用之给了大女儿，大女儿嫁到刘家，后来又回斑竹湾居住，这是斑竹湾住进的第一户外姓人家。那套牛的八角田改成了“碾房”，有个不小的碾子，父亲曾在那里碾过米。

    19４８年８月份，父亲他们全家正在租种的田里打谷子，听人说糖房又要倒房子，一家人忙去看热闹。赶到糖房，只听得房子在“嚓嚓”作响，人和东西早已抢出来，有人议论要用树杆去撑一下墙，马上又有人反对，反正迟早要倒，如果让它勉强立在那里，指不定什么时候倒下来，还要伤人。正在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时，听见“轰”地一声，房倒了，瓦片碎了，灰土飞起来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家族，就这样随着标志兴旺的糖房不断倒塌而衷败。
        爷爷小时候家境已经不好，欣然也送三个小孩去读书，因为条件差，买不起纸，把纸张集中给老二服远练字。所以习耕的字拿不出手，不敢写。习耕读完了四书五经，估计也有１０来年的时间。当时读私塾，上学先读“杂字书”，这是一些启蒙读物，如“人之初”——《三字经》”，“天高地厚，中处为人，化生万物，为人最灵”——《家常话》。还有一些书里面是些生避字：“捍粑棒棒，打狗桩桩！”这些经常被小孩们胡编乱念。然后就是进入正规，读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先进》（孟子）、《告子》、《诗经》（有的换成幼学）。当时流传这句话：“学了增广会说话，学了幼学会吵架！”看来四书五经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还是巨大的。四书五经习耕都倒背入流，天资不差，也算农村知识份子了。只是误在没有接受新式教育，加上社会动荡不安，我的祖父才终老乡里。

     习耕公有气管炎。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一次到村下面杨家桥的小河沟洗冷水澡，平时会游泳的他突然大喊救命。同伴开始以为他又在开玩笑，没搭理。后来发现真的被淹住了救上来时，他已经被水呛坏了肺。从此，落下了气管炎的毛病，长年咳嗽吐痰。
     １９岁那年闹土匪，习耕公到白马镇赶集回来，回家经过中山乡石盘滩下面“旋涡老”时，被土匪帮了票。那时，左邻右舍的人还尊他为三老爷（欣然公）的“大老少”，土匪以为可以弄不少的赎金。当时，“大老少”到也并不太害怕，见土匪注意别的“票友”去了，便叫一个看热闹的割草老么偷偷地把绳子割断，猫着腰一气跑回了家，省了家里的赎金。
     习耕也好喝两口，有一次爷爷带父亲赶集回来，上坡时不小心手里的酒罐滑落了，酒罐顺着山道“咕噜咕噜”地滚到了山脚下。唉呀，这酒算是白买了。过了一会儿，习耕又怀侥幸：“你下去看看，万一没有打烂呢？”父亲跑下山：真是奇了，那装满酒罐还好好的在山脚下的土里。
        祖父曾祖父都好酒，因为条件限制，也是喝寡酒时候多。碑木镇三天一场，每场买一斤酒。很难让他尽兴。一次到岳父家，同老姨喝酒，岳父家挺富，但给两人就拿了那么一壶出来，也就一斤左右。两人喝万了，就对舅子说：“舅完了！”舅子摇摇壶：“是完了！”也没有再拿酒出来。舅子离开后，两女婿议论开了：真是越有越夹（吝啬）！
     那时，酒不贵。家里粗粮不缺，都是用它来换酒。
     如果他活在现在，最适合于于当干部了。现在的好多干部都生活在“酒食地狱”中。民谣：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感情大倒退，一状告到纪委会，书记说：只管喝酒人管醉。
     现在处级领导餐餐有请，科级干部天天有喝。可惜，他生不逢时！

    家族旧例:长房主事。
    斑竹湾长房长孙庆昌公多在内江城里做学问,其子先是在外做事，后又较早病故。长房的二老爷不到40就病故。故家族中的事在庆字派时，由我曾祖父、长房的三老爷欣然公主持。到繁字派时，则由我祖父、三老爷的“大老少”习耕公主持。
    习耕公主持家族事物，只是在1927年欣然公病故之后。那时，家族共有的糖房已经分了，没有集体经济，家族事物就比较少，有也往往以祭嗣有关。
    家族通常的祭嗣都是在节中举行的，每逢节日，祖父就做一个开支预算后，与各房商定下来，然后到各家收钱，置办供品。然后以司仪的身份组织祭嗣。普通祭嗣就在村中的堂屋进行，鞠躬、磕头、拜、再拜、三拜之内的吆喝一阵而已。家族经济条件不好，常只能买一柄火炮。炮还没有炸完，一群小孩就忘命的争抢未炸的火炮。那时候的炸药纯度不高，危险性到不大。
    家族重大的祭嗣是在清明。四川叫“吃清明会”，女儿可以去，媳妇不能去。家族的清明会是在梁坝进行，也不是每年都搞。比较重要的是1946年那次。
    46年家族在梁家坝做清明。有宗亲回忆，这次还传达过46年南宗在南丰开族会的精神。我父亲也去参加过，当时他十岁。祠堂有公共的土地，它们的收益是主要开支在这上面的。这次“吃清明会”还分了钱给小孩。我祖父是我们这一房人的会首，当了会务成员。没有吃完的肉，他还分得了几斤带回家。当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对这次分肉印象十分深刻。但是是南丰会议还是南宗会议是否开过，现在还有争议。我分析是传达南宗会议精神。因为我们这支人是在道光初年与南宗联系上的，应该是去湖南才对。
    当时斑竹湾上坟有两处，一是梁家坝，达一公坟。二是油家陀，传的坟。后来大家把达一公坟记成是在油家陀了，这次我见族谱才知道记错了。
   这也难怪，解放后，就再也没有过 大规模的上坟了。46年就是斑竹湾人最后一次到梁家坝上坟。

    庆昌公讨了一个后妻,后妻没有生育。在庆昌公死后,与庆昌公后人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她趁年青改了嫁。她提出要占一部分庆昌公留下的土地，这边不答应。于是就动了诉讼的念头。
    庆昌公只有一个儿子台章，在42年病故。台章的三个儿子都还小，女人又不能出庭。于是族中商议，由我祖父以三个孩子的名义告后婆家人侵占。后婆改嫁的是同族一个庆字辈的，祖父就抓住这点：
   “你现在嫁的是小叔子，叔嫂通婚就是乱伦！”
    现在按族谱推测，他们的高祖真的是同一人。这事在清朝的时候，一认真追究责任，得判绞刑。大清律：收父妾者斩，娶兄嫂者绞。看来，祖父还是懂不少法律事务的。
    庆昌公是本地有名望的老夫子，后妻出了这么回事，的确让县里脑火。但是现在是中华民国了，不能由大清律来判。最后判：庆昌公后人每年给她三石谷子，养她一直到死。后来解放了，才没有给了。
     她的后夫对这事不是特别不满，还经常到这边来玩。她就不好意思来了。村里人以前尊她为大婆。现在，也根据她的生理缺陷，用一个形象化的称呼来提及她：
    “瞟眼！”

     祖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不过，长子在12岁就去逝了。他去世后不久我父亲才出生。当时，伤心的祖母抱着我父亲对村里人说：
    “你实在要死我的儿。你就死这个嘛！我用他换一个，要不要得啊？”
     祖母对我母亲讲过这样的事：祖父重男轻女。如果生的是女儿，他连问都不来问一声。父亲出生的时候，大家知道他有这毛病，就故意捉弄他。父亲出世后，祖父从碑木镇赶场回来。有人告诉他：“你家里添的是一朵花！”他当即就木了脸，不高兴了。家里的人也不告诉他实情，由他在那里生闷气。三天后，要按习俗“洗三朝”，给婴儿洗第一次澡。按理家人都要过来帮忙的，可祖父一点也不理会。快洗完了，祖母招呼他给小孩拿衣服。开始还不情愿，曾祖母出面叫他，才心不在焉地找衣服来。拿来后一看，是个带壶嘴的，欣喜若狂。忙问生时有多重，该如何取名，马上就给换了个人似的。
     四川有句俗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亲是幺儿，所以很受祖父钟爱。钟爱得甚至于有点让祖母嫉妒，也难怪祖母要说用父亲去替他大哥死的话。
     祖母娘家比祖父家富裕，当初结这门亲，她们家主要是看中这边是世代的书香门第。成了一家人后，生活的艰难困苦，家族文化的光环也暗淡了。不自觉的就经常与祖父唱反调。祖父喜欢儿子，她就喜欢女儿女婿。两人这么同时偏心，也让子女都得到了家庭各自特别的温暖。

     1959年吃茄子的季节，祖父病倒了。开始发病是头疼。家里人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
   “要不要你幺儿回来？”
   “他在民建（公社）工作忙，不消！”
     没几天，人就快不行了，于是请人带信，叫我父亲赶快回家。
     父亲走路一回到家，就闻到一股特别的臭味，就知道祖父已经不行了。父亲赶忙招呼牙牙（二佰父）给祖父抹个澡，不要让他脏着身离开人世。澡才抹到一办，祖父就晕过去了，出现了迷留的阵状。家人便卸下门板，放置在家族的大堂屋里，将祖父安放在上面。
     以前祖父算过命，讲他只有一子送终。当时大家估计，父亲在外面工作，不能给他送终。现在父亲回来了，人们或者以为他能挺过去。或者以为八字先生没算对。祖父在堂屋里停了很久，父亲和牙牙一直守在旁边，他就是不落那一口气。父亲和牙牙估计祖父可能不会去世这么快，牙牙就回家去娶什么东西去了，留父亲一个人在那里照看。刚过十多分钟，祖父就落气了。牙牙没有给祖父送上终。
      当时正办着食堂，家里没有钱。方子（棺材）没有着落。父亲出门与族人商议，将堂屋的门坎等锯下来改方子，族人没有什么异议。那些料锯出来，做了一个很大的方子，棺材板也有十多厘米厚。料也算是好料。后来，父亲给族人补了一些木料钱。
食堂里给了点米，保证了抬祖父上山安葬的人吃上了一次稀饭。
    父亲讲，四川吃茄子的时候一般是在7月份。这样算来，我祖父是在1959年7月份去世的。
    那时，中国在大 跃 进！
    全国人民吃食堂！
    全国多数人民营养不良！
    饿死个把人算不得什么！
    损害不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形象！

     我一直认为：我的曾祖父生于困苦,死于饥荒。没有官衔，没有功名。对社会来说，是没有体现出什么价值的。对家庭而言，他生育子女有六、七个，最后养大成人的只有四个。活了59岁，没有给家庭添半间房，一分地。他对家庭的贡献最多也只有维持之功。
    对此，我觉得非常无奈。谁不希望自己的祖辈是国家栋梁，人民领袖，世界名人。我也希望能发掘出祖父更多更好的闪光点，但是，现实就摆在那里。我也不能胡说，乱编排先人。
    就在伤感之即，前几日看一本书，让我更加悲哀，我的祖父离伟大就只一步之遥。
    原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付局长高富有写了篇文章。讲在1962年7月，中央派了45个工作组，了解全国饿死人的情况，有这么几段内容：
     （我们来到四川）“受到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热情接待”。高局长调查后，向中央报告：四川饿死人的原因：
    “三、最重要的一点是，1960、1961年，四川省的主要领导以大局为重，不仅看到四川的严重灾情，还想到北京市的人民。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世界人民举目众望的地方，决不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为保党中央，保首都人民，只有牺牲四川人民的利益，让四川的人民饿肚子。最后决定将粮食运往北京，把困难留给四川在本省范围内自行解决。”——《共和国元勋轶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高富有是山西石楼县人，与李井泉是老乡。马识途是四川人，我的老乡：他的书中记的当时四川人的说法：
    “二十亿斤粮食，换一个政治局委员！”
     按后来中央认可了的高局长报告推论，1960、1961年饿死的四川人民，他们是为“保党中央，保首都人民”牺牲（饿死）的。他们让“世界人民举目众望的地方，”终于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让世界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对世界革命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有牺牲多壮志，好叫世界看北京！”看来，饿死的四川人民，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何等伟大啊！
     我的祖父，他怎么不熬到1960年再饿死啊！这样一来，他的价值就大了。同样是饿死，就是死在不同一年，作用就差这么远。

     1947年，习耕公到地里干活，驻在碑木镇的两个国民党兵出来找菜，见习耕公的牛皮菜长得不错，便动手掰起来。兵掰来做菜，习耕不好多说，可过一会，两个兵在地里象大象进磁器店，又踩又撞，他忍不住了：“老总，你们要拿去吃，我们没有啥子，但你们不要给我踩坏了，这牛皮菜人也要吃，猪也要吃，不够呀！”两个“二尺五”听了这话马上停下来，从菜地往外走。习耕公以为他们要回去，便兴冲冲地指着上面的一条田埂：“你们回去要走那根土坎，从我这边走不通！”谁知这两个人走到他跟前，从腰掏出木棒，给了习耕公一棒.当时有另外一个老辈子在山上见了此事,就对士兵一阵乱骂。士兵叫他有种就下来，那老辈子又往石山退了几步，继续骂个不停，士兵没有办法，灰心丧气地走了。事后习耕公分析：是士兵会错意了，他讲的是实话，而士兵却认为骂他们是猪。看来是他们心虚造成的。腰上带有木棒，他们可能是宪兵。
        尽管被匪绑过，被兵打过，习耕公到也并不胆颤心惊。解放初，到处闹土匪，伯明公经常在大家面前渲染土匪的盛况，闹得人心慌慌的，习耕公不以为然，同他争了起来：“那有那么凶？比‘同志会’造反还凶吗？”可能是1918--1919年那阵，土匪被北洋政府宣传成孙中山的“同志会”，曾体方就是在这场匪患中一杀成名的。也可能就是辛亥革命时，土匪也闹得很凶。也许，他对那次革命还没有万全认可。还用大清的思想在看待孙中山他们。也许这就是他终老乡间的思想原因。
        解放初成立农会，大家推他当村代表（农会主任），管附近的5、6个生产队，他不愿意。有人说：你是书香门第，你不干谁干？习耕摇头：“我哪里干得了？每天晚上我吐痰都要两瓜瓢！”没有办法，换了别人去。其实他病没有那么重，每晚是要干咳几下，吐三四口痰。如果他当了，可能不会饿死在59年。父亲在农村也许就入党了，父亲就会走另外一条生活道路。他就不会遇上我母亲，我也就没有机会来到这世界上。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应该感谢祖父的这一段历史。只是，一个人就这么饿死了，实在是难以接受。
       以人的名义，谴责那一切！

     父亲告诉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最被大家看重的是长子祥云。可我在民国21年版的族谱上,见他的名字是“祥霞”。不知道是不是父亲记错了。在那版的族谱上，斑竹湾令子辈只有5人，都是长房的后人。其中，有庆昌公的三个孙子，欣然公的两个孙子。祥云是欣然公的长孙。
    祥云生于19２５年，自幼聪慧灵利。祥云最初在戴家庙读书，与倒碑同宗曾繁卓是同学。班上树繁卓、祥云的成绩最好，据繁卓后来对我父亲讲：祥云的成绩要好过他，但字比他差一点。可能是家里供不起纸给他练字。有一次，县里的督学来小学检查，按课文考祥云，祥云都能对答入流。在8、9岁时，每乡推荐１０名学生到县里比赛，他是最小的一个，却考了第一名。县里督学专门把习耕公叫去，嘱咐他要好好培养这个孩子。辛亥革命后，对教育进行改革，废除旧式教育，戴家庙原来名义上是小学，实际上学“四书五经”，上面来查，放本新教材对付一下，后来也怕举报，干脆改作新教材。习耕公那辈人不信服新式教育，竹湾办了私塾，把祥云弄回斑竹湾读私塾，教他们的是个“跛子”。
      “跛子”老师的学问不错，但人懒，经常把书讲一遍，自己就玩去了，让祥云去帮他辅导。祥云比较小，有个叫张到善的，大祥云６－７岁，对他照样服服贴贴地。富顺点灯坳教私塾的陈俊书二姑公专门叫他去，考查他们学问，那些复杂深奥的古文他都能背能讲，陈老夫子大为惊叹。老夫子的二儿子雪桃是个川剧迷，带祥云去看过几回川剧，祥云看后不但能把唱词有板有眼地唱出来，还能把舞台上的一招一式表演得象模象样的。老夫子非常器重他，特地用自己的轿子把祥云送回来。老夫子是比较眼高的人，以前就是庆昌公去他那里，也没有享受用自己的轿子送的这样高的礼遇。
在７０年代，我随父亲回斑竹湾，父亲指着竹林外的一块空地对我讲：以前这里有一棵核桃树，听说，祥云经常坐在这个树上背书，你以后更是赶上他就好了！普通人家的子女，惟有靠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古今如此，概莫能外。
       1935年冬,祥云高烧不退。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没有查出什么病,后来父亲分析：可能得的是伤寒。中医治没有起色,后来找太医(巫医)给他开了个土方：断肠草泡水喝。吃了拉肚不止,在1936年春天病故,当时才11 岁。我父亲刚出世,母亲逢人就讲:“老天,你实在要死,就死这一个吧,换一个行不行?!。”
     许多年以后,当教授的曾繁卓谈起儿时的伙伴,还:“我这个脑袋比不过祥云,如果他在,成就比我要大。”
       父亲讲:如果祥云不死,也要看他往那方面发展,如果到国民党那边,结局不会好。如果跟了***,那自然不用讲了。不过我们曾家这一代人,都本份、正派,跟了国民党也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来了,凭才干他也会出人头地的。
        这很难讲,国共两党中的正派才干俊杰之间,互相残杀,自相殊杀的事比比皆是, 祥云未必能跳得出这一圈子。苏东坡有一诗:“世人生儿盼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惟愿生儿愚且鲁,无忧无虑到公聊。”这也是中国专制文化下英才的写照。

       我的“牙牙”（二伯父）祥林是1927年出生,印象中他是一个老实本份的厚道人。他的脾气特别好，小时候我们很羡慕我那些堂兄妹,他们在家从不挨打,连批评也少挨,过年我们回去,到是我父亲常常帮他把子女训一通,吓得他们不敢上桌。
       其实，他年青时是一个人才出众的人。母亲与父亲刚恋爱时，父亲26岁，“牙牙”已经35岁。母亲听父亲讲过他只有一个哥哥，一次她突然见到“牙牙”，火了：“你说你只有一个哥，怎么又来了个弟弟坐在你家里？”原来，母亲把“牙牙”看年轻了十来岁。“牙牙”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经常拿人家来“耍把戏”，开无伤大雅的玩笑。我至今还能回味他哪些爽朗的笑声。
        祥林读书的时间也有7、8年,但成绩一直不好，只是能够讲一些书上的内容，就是写不出来 。后来愿回家干活了，父亲讲：他很小就去帮工挣钱。父亲读书的钱,是靠哥每年冬天去帮人运甘蔗攒下的。父亲对他一直很好，如果我们不小心说了“牙牙”半句不中听的话，他就会跳起来。比我们说他自己反应还要过激。
        解放时，家家户户抢着嫁女儿，怕被共产共妻。当时一表人才“牙牙”,受到多家美眉的追捧。有人愿白送“双铺双盖”的嫁妆把女儿嫁给他,他考虑要养弟弟妹妹,没有答应。他结婚比父亲晚一点，当时已30好几了。
        他除了在“大——跃——进”期间，为躲饥荒，由父亲安排去糖厂搞了一阵临工外，一直在队上干农活,是个好社员,当过一阵队长。70岁那年（1997年）,患了老年痴呆,已经不认识我们了，成天坐在家门口。
      今年春节回老家，我见到他，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了。见我就说：“我好恼火啊！我好痛啊！我腰好痛啊！”说着就哭起来了。我吱唔几句，他还是自个儿说“好痛”。伯母告诉我。他天天都这样。
       还有一好笑的事，他不高兴家人看电视的时间太长，经常叫赶快关电视，说是人家马上就要来收钱了：
      “你以为人家不晓得你多看了啊？”很神秘的口吻。
      “牙牙”是斑竹湾健在的唯一上了族谱的老人，在谱上，他的名字是用的“祥霖”。父亲说以前他一直用这名字，后来乡村干部的文化赶不上从前的了，就合适宜的改用“祥林”。
       说来也巧，这次我找家族的全谱。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打算用回老家之机，到可能族谱的长丰村去胡乱打探一番。到了老家，伯母告诉我，昨天她在长风村遇到一个曾祥文的人，还摆了一阵“龙门阵”，可以找他打探。我马上叫小侄子带路，找到了那里。可惜祥文老辈子赶场去了。下午，在“牙牙”长子的陪同下，我找到了祥文老辈子。他带我们去访到了族谱，让我在那天见到了族谱的原本。
       如果他不痴呆，他能知道这一切就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