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走了，从从容容坦坦荡荡地走了，像清风明月一样静静地走了，她是一个伟大的共产黨员，一个声名赫赫的职业女革命家，可她却谦逊地自称为“革命的幸存者”。她走了，却给人们留下了她永远美丽的灿烂笑容，赋予生命的启迪和心灵的震颤。闽西的滔滔江畔、闽南的狂飙浪尖、闽东的莽莽密林，处处都留下了她战斗的足迹，也有她美好的回忆和揪心的牵挂。八闽儿女在传颂着她的英名和故事……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天资聪颖，生性倔强，13岁时便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了2年书后，一心想学花木兰从军的她考进了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改名为曾志，意为“争志气”。1926年10月，秘密加入了中国***。毕业后，曾志成了衡阳农民协会专职妇女干事，兼任衡阳警察大队政治助理员，每月有50块大洋的优厚薪水。参加革命不久，曾志和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之弟夏明震组成了小家庭。湘南暴动后，夏明震在处理农民骚乱时遭到叛乱农民的残害，曾志的第一次婚姻就如同一朵轻拂而过的白云，美丽而短暂。
夏明震牺牲后，曾志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工作。第七师师长为邓允庭，党代表是蔡协民。蔡协民也是湖南人，同夏明震一样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参加了南昌起义。由于朝夕相处，蔡协民与曾志渐渐产生了感情，并自由结合了。蔡协民比曾志大11岁，书生意气，文采飞扬，能言善辩，如同对待小妹妹一样悉心爱护曾志，同时，蔡协民对爱妻的行动管束得很严；曾志则生性活泼好动，乐于交友倾谈，对蔡协民的爱护既感动又难受，二人免不了发生争吵。1929年1月，曾志和蔡协民一起随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
革命事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面对红四军中一些青年战士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兼任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长、妇女组长的曾志还挑起了部队团的工作的重担，深入到青年士兵中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她娇小的身躯总是那么精神焕发，她鼓动说：“中国革命就像一堆干柴，随时都有燃烧的可能，革命不要怕挫折和失败，革命的星星之火必将燃遍中华大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是自然规律。”青年士兵们听曾志这么一说，豁然开朗，大大增强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和坚持斗争的决心。
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闽西重镇汀州城后，斗争环境和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细心的曾志发现，一些青年士兵面对城市灯红酒绿而无法自控，非无产阶级思想沉渣泛起，用刚发到的4元零用钱上馆子大吃大喝，钱花完了就结伙私自打土豪，甚至出现了赌博嫖娼、挟公款逃跑的现象。她把情况及时向前委作了汇报。前委指示在青年士兵中广泛开展“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教育活动，让士兵把上门板等6个注意事项写在包袱布上，行军时背在背上，宿营时挂在墙上，随时注意对照贯彻执行。通过纪律教育，整顿了部队作风，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部队战斗力。
1929年7月，曾志随毛泽东等人前往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还决定成立共青团闽西特委，毛泽东亲自点将由曾志任书记。11月，共青团闽西特委正式成立，曾志不负众望，把闽西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她提出了加强团组织建设和发展的4项主要工作：扩大团员数量；优化团员素质；团员训练军事化；团工作青年化。她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总结提高，起草发布了大量团的文件，撰写发表了许多团的文章。她在《纠正团内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的批评方式》一文中客观地指出：“闽西各级团部普遍的发觉了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批评方式”，“如果不很迅速的批评纠正过来……则要分离团、破坏团的组织，破坏团的一致，使团走到极端危险的恐怖中。”这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的有关论述异曲同工。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曾志作为闽西团特委书记，到大会进行慰问，并列席了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等人的精彩报告。
古田会议后，福建省委决定蔡协民到设在厦门的省委机关工作。1930年6月，曾志和蔡协民一道前往厦门，开始了危机四伏的白区战斗生活。
刚到厦门不久，曾志就遇到了后来成为她第3个革命伴侣的陶铸。陶铸当时只有20来岁，却已是一个久经风雨的革命“老同志”了。陶铸又是湖南人，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回老家湖南祁阳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调到福建工作，历任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那天，在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住处，罗明给曾志和陶铸作了互相介绍，他们二人“都毫不掩饰地愣了片刻”。曾志对此记忆犹新，陶铸“个头不高，却很精干，微黑的面庞，青腮帮子，一头不驯的浓密硬发，粗黑的眉下目光炯炯。他上面穿一件咖啡色广东衫，下面是西裤、皮鞋。我觉得这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更谈不上潇洒儒雅，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曾志后来正是被陶铸的这股英气所慑服!
1931年7月，福建省委撤销，设立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分别由王海萍、蔡协民负责，曾志随蔡协民到了福州。福州的白色恐怖气氛比厦门还浓，生活也更加困难。11月，曾志在福州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小铁牛”。曾志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在井冈山，生下不久就送给了当地一位大嫂。因此，这次她母亲知道后给她寄来了40块大洋，叮嘱曾志把她孙子带回湖南老家抚养。曾志收到钱后，先抽出20元交给了党组织，留20元哺养孩子。但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迫于组织经费紧缺，听说曾志生了儿子，便擅自作出决定：将曾志之子卖给厦门一姓叶的医生，并预收了100块大洋。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曾志强忍着宛如割肉般再次失去亲生骨肉的痛苦，将出生才2个月的又黑又壮又乖的“小铁牛”送给别人。
而孩子到了新家后不久就染上天花病夭折了，曾志夫妇得知后，痛苦得整日神情恍惚。平日不喝酒的蔡协民竟然喝起酒来，借酒消愁!可借酒消愁愁更愁，蔡协民愈发变得愁容满面，心绪不宁。屋漏偏逢连夜雨。1932年，福建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开展了所谓的“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无端指责蔡协民是彻底的右倾机会主义，又是什么“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慈悲主义”……厦门中心市委还作出了《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蔡协民被撤职，留党察看3个月，曾志也被留党察看1个月，重新分配工作。他们心中自然不服气，也不想再呆在厦门，蔡协民提出到上海请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曾志则认为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情况，可能会受到更不公正的对待，她提出到福州去工作，她心想，陶铸担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至少他对蔡协民是信任的。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蔡协民到上海，曾志到福州。蔡协民和曾志分道扬镳了。
曾志到福州后“带罪”更带痛地加倍努力工作，一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就撤销了对她的处分，还让她担任了市委秘书长一职。不久后，因地下工作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假扮夫妻“出双入对”，以障人眼目。
1934年蔡协民牺牲后，曾志和陶铸由假扮夫妻而自然演变为婚姻夫妻。从20世纪30年代初爱情萌芽到60年代末陶铸含冤去逝，曾志与陶铸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甜蜜的爱情维系了整整35个年头，堪称一对经典的革命伴侣。
且听陶铸在他政治和生命都处在垂危时刻对曾志感情的心灵独白，也就是那首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赠曾志》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婚后不久，曾志就将要分娩了，可口袋空空，陶铸只好将他惟一的“奢侈品”－－一条毛毡拿去当了3块大洋，花了2块大洋请来接生婆为曾志接生－－曾志与蔡协民的爱情结晶。曾志产后受了感染，身体极度虚弱，陶铸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爱，从做饭、煎药到洗尿布、血裤，陶铸全包揽起来。考虑到没有时间和精力哺养孩子，如同前两个孩子一样，曾志将刚出生才13天的第三个孩子又送给一个从湖北到福州落户的盐商遗孀。
送走孩子后，曾志拖着病弱的身子投入了忘我的工作，可是陶铸却在此时接到党中央的通知：立赴上海，另行安排工作。事情是这样的：中央巡视员朱礼治来到福州后，曾试探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直性子的陶铸对“吃洋面包”的王明不重视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表示了不满，朱礼治回到上海后立即向王明作了汇报。一手能遮天的王明发了怒，一纸空文便将陶铸炒了鱿鱼。相聚时难别亦难，分手后相聚不知期。于是，曾志和陶铸在一间旅馆里构筑了临时的伊甸园，安安静静恩恩爱爱快快乐乐地度了10天的“蜜月”。
陶铸到了上海后，被中央拒之门外，后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入狱，被国民党军法处判处终生监禁，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后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陶铸在狱中给曾志写信：“病重住院，恐无生还希望。”曾志收到陶铸这封辗转许久才送达的亲笔信后，心急如焚，化妆进了福安县城，通过邮局给陶铸汇了20元钱。陶铸出狱后，告诉曾志他收到了她寄的信和钱，真是雪中送炭，陶铸用钱去买了几瓶鱼肝油，使自己患的肺病有所好转，同时还买了些书籍，以打发囚禁时光。
曾志在陶铸走后，受组织派遣，奔赴闽东，闹暴动，打游击，发展革命组织，建设苏维埃政权，功勋卓著，成为叱咤风云驰誉闽东的巾帼英雄人物。
1935年2月，因国民党重兵“围剿”闽东，苏区人民虽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艰苦的斗争，但苏区最后还是沦陷了。
重病在身的曾志与党组织和红军失去联系，被迫离开闽东，辗转福州、广州、上海等地，苦苦追寻党的组织。但曾志的这一段经历被人说成是“逃离闽东”，她因此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审查和批判，在武汉时，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延安整风时期，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结论说，曾志“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闽东始终是曾志最一往情深的地方，她说：“尽管我在闽东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所受的冤苦最多，处分最重，而且后来因此而饱受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痛苦，蒙受在湖北被撤销职务的委屈，背负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挨批的冤屈。可是闽东人民对我最好，把我当亲人看待，我对闽东人民也最有感情……”后来，她不顾年迈高龄，于1984和1994年二次重访闽东。她生前所撰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就以她的第二次闽东之行作结，她写道：“我为闽东苏区有今天的可喜变化而感到十分欣慰，同时，我也衷心祝愿闽东老区人民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曾志历经千难万险，于1936年10月才在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她的行踪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组织决定让她到延安去。在武汉，她意外地与陶铸重逢，陶铸乐得像个天真的孩子，跳跃着说：“真的像做梦一样。”但此后，曾志和陶铸都因革命的需要，时分时合，聚少散多。全国解放后，陶铸奉调广东工作，2年多后，曾志也调到广州。一对饱经磨难的夫妻终于在美丽的花城生活在一起了。1966年，陶铸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曾志身体不好，跟着搬入中南海。可惜此去，陶铸大难降头矣。“打倒陶铸”的喧嚣叫嚷声，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大街小巷张贴着醒目的标语：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可陶铸就是陶铸，心底无私天地宽。他决不会向江青一伙妥协求存!1969年11月30日，陶铸悄然含冤病逝在合肥!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陶铸和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历史终于公正地还了陶铸一个清白!于是，曾志重又欣慰地绽露出美丽的笑靥。
1998年6月21日，一个明月皓皓清风朗朗的日子，曾志－－一个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美丽崇高的革命女性含笑挥手作别了生她养她的故土，作别了爱她恋她的亲人，魂归大地，流芳青史。
| 
